近日,美國硬盤巨頭希捷科技關閉蘇州工廠并裁員2000人,引發輿論關注。
很多人相信,當地稅務部門在2015年的一次反避稅行動中,向企業追繳14億元稅款,此舉逼走了希捷。盡管希捷表示這是出于持續優化運營效率的考慮,當地稅務部門也進行了公開說明,但仍然難以平息外界的質疑。
希捷方面與江蘇省國稅局簽訂了“APA”(單邊預約定價安排)中國制造 無疑會增加企業的稅務成本中國制造 這可能加快了希捷進行投資調整和蘇州關廠的步伐。但把追繳的14億元稅款當作希捷關廠的“替罪羔羊”,無助于看清事件的真相。
針對這起事件稅收,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19日表示稅收,這是希捷正常商業運營決定稅收,中國利用外資的投資環境并未惡化。
輿論比較有力的質疑是針對地方政府信用,即當地政府追繳稅收,意味著放棄了當年對希捷稅收優惠政策的承諾,讓外資企業信心產生動搖。不過打擊跨國企業“稅負倒置”的避稅舉措,并非是中國獨有的特色,而更像是一種正在興起的國際慣例。
在這一案例中,希捷運用了典型的“稅負倒置”,即把母公司注冊在稅負較低的地方(國際避稅地),從而既逃避出資股東所在國的稅收,又逃避子公司所在國的稅收。這是很多跨國企業常用的避稅手段。比如蘋果公司海外收入稅率只有3.3%,由此大大拉低了企業整體的稅率。
歐美多國都已開始向這樣的“稅負倒置”宣戰。2016年8月,歐盟要求蘋果向愛爾蘭補繳至多130億歐元稅款,并認定愛爾蘭通過低稅收協議向蘋果提供不適當的國家補助。美國財政部去年也采取打擊“稅負倒置”的新措施,遏制美國企業通過購買外國公司、變更納稅地以實現避稅的做法。奧巴馬總統甚至稱“稅收倒置”是“最狡猾的稅收漏洞之一”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,希捷蘇州關廠事件的真相之一可能在于:地方政府不再依賴于通過低成本的稅收優惠來吸引外資,而是要回到稅收公平的軌道上來。
在同樣的市場上,當跨國企業可以通過“稅負倒置”享受雙重的稅收優惠,對其他企業很難說是公平公正的。無論對外資還是內資,都需要一視同仁,給予同樣的國民待遇,這就是為什么我國要逐步取消以前那些針對外資的種種稅收“雙軌制”。
在這里,打擊“稅負倒置”,也不妨看作是這種稅負公平的繼續深化。它意味著取消跨國企業的某種先天優勢,向正常的稅負水平靠近和回歸。而且,也很難將追加的稅負,作為希捷關廠的最重要理由。
中國作為“世界工廠”,過去多年來成功的秘訣主要在于低成本的競爭優勢。但近年來,隨著制造業面臨的人口、資源、環境約束不斷強化,企業各種成本不斷攀升,尤其突出表現在勞動力成本上升方面。希捷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,對勞動力成本反應非常敏感。這就是為什么希捷2015年啟動了泰國呵叻工廠的擴張計劃,在當地投資4.7億美元擴大一半產能,同時增加2500名員工,這與如今蘇州關廠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
原來在中國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東南亞轉移,既說明面臨著來自低成本國家和地區巨大的競爭壓力,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制造業曾經的競爭優勢正在轉弱甚至趨于消失。不僅如此,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走“再工業化”道路,其工業投資開始向本國回流,這意味著中國未來將可能遇到一種“雙面夾擊”。
但請注意,前述競爭優勢的喪失,絕不是對外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改變。如果以為還能夠靠(對本土企業帶歧視性的)稅收優惠,來挽留外資和跨國企業,顯然是一種刻舟求劍。
不是說不應該挽留外資和跨國企業,而是說怎么來挽留,拿什么來挽留。
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,在經濟越來越全球化的背景下,要挽留的也不只是外資和跨國企業,而是要面對所有的市場主體,建設一個公平公正、具有成本優勢的投資環境。
在這個層面上,降低企業稅負水平是必須的,它也應對了曹德旺和宗慶后們的呼聲,但這還只是降低企業綜合成本的其中一部分。更重要的是,還需要在全面降低要素成本、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上綜合發力。按照經濟學家周其仁的說法,改革降低體制成本,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。
說到底,希捷蘇州關廠對我們的提示是,只有通過改革降低體制成本,才能真正維持中國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,才能挽留外資和跨國企業,并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外資和跨國企業。